83岁原政协干部等待再审31年 寄4489封信:死前要正名

83岁原政协干部等待再审31年 寄4489封信:死前要正名

文学城·2021-03-18 05:0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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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2岁前,张军有很多身份。医生、律师、政协干部,加上社会上的虚职,一张名片都印不下。52岁后,他成了劳改释放犯、申冤者。三十年只做一件事——“正名”。

  1990年,时任山西省政协政法办公室主任、律师的张军因代理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,被认为犯受贿罪、诈骗罪和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,数罪并罚,获刑15年。

  曾经的荣耀和身份没能让他的申诉之路变得顺畅。往后几十年里,张军案先后经历了两次再审、两次重审。2001年,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否定了受贿罪和诈骗罪,但维持了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的定罪。直到现在,张军也没能摆脱这个“尾巴”。

  当年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,张军先后对庞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说:“这是土地,他们搬不走,你们要团结一致顶住不要让他们把地分了”。他还特意向村民介绍了临县一个几百名群众拿木棒、火枪暴力争地的事例,教唆村民们掌握法院的动向,收集情况,向他报告。

  山西省高院认为,张军身为律师,知法懂法,本应依法劝解群众执行法院判决,但他却煽动村干部动员、组织群众抗拒执行判决,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。

  罪犯的身份一直压着张军,让他感觉抬不起头。他背着罪名过了31年,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。还专门绘制了一沓图表,上面写着各级公检法单位和各级领导的名字。截至2020年12月5日,他已经寄出了4489封申诉信。

  转机出现在今年2月1日,申诉31年的张军等来了再审通知书。“这辈子就干这一件事,要在死之前给自己正名。”张军说。

  张军收集的案件材料有一大摞,每份材料他都仔细看过。王翀鹏程摄

  老张

  张军承认自己老了。

  他今年83岁了,看起来比同龄人精神。一米八左右的个子,脸上皱纹不多,一头浓密的灰发梳得整齐。他经常穿衬衣、羊毛衫,腰间扎着已经褪色的皮带,像个退休的干部。

  但仔细看,他的眼皮垂得几乎盖住了眼睛,走路时双脚只能在地上摩擦,翻书的手时常发抖。白色的药盒子和掉漆的大号保温水壶,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必备品。

  老态还表现在记忆力上,他经常话说到一半就忘了主题,曾经倒背如流的时间和人名,偶尔也想不起来了。他还时常搞错年份,比如把1994年的事说成2004年。

  社区里的邻居都叫他“张大夫”或“张律师”,也有人按照他之前在政协工作时的职称,喊他“张主任”。张军总是客客气气,让人叫他老张。

  他们不知道,其实张军还有个称呼——“太原老张”。那是他在监狱服刑时的称呼。

  早些年,张军腿脚方便时还经常下楼散步。他在楼后面的荒地上种蔬菜、鲜花,看到瓜果蔬菜长势喜人才会露出一点微笑。但大多数时候,家人见到的他是严肃古板的。

  孩子们从小就怕他,现在也和他不亲近。他曾在过年时掀翻了儿子们的麻将桌,在大学读书的孙女因为染了金发,也被张军狠批了一顿。儿子们结婚买房,张军不出钱,有人说他不近人情,他一瞪眼:“没钱就打光棍”。

  妻子郭章梅也处处顺着他,生活、饮食都按照他的习惯来。可这三十年,张军的眉头像被胶水粘住了,舒展不开。

  1994年出狱后,张军和妻子搬出了政协大院,在位于迎泽区的一个老社区租房子住。

  房子只有六七十平米,被分割成两室一厅,除了张军居住的卧室略大些,每个空间都显得局促:厨房能容下一个人,客厅也只够摆下一套沙发和一张木桌。除了墙上的几幅书画作品,屋子里再没有其他装饰。

  前几年,张军去看望一个老同事,对方住在一所设施完备的高档小区里。看着漂亮的高楼,张军感慨:“如果不出事,说不定我现在也住这里。”

  但他只是想想而已。相比住的好坏,更要紧的是他的案子能否平反。

  按理说,今年春节张军的心情应该不错。2月1日,他接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电话,他申诉了31年的案子即将再审。法院工作人员还亲自去家里给他送了再审通知书。

  亲戚朋友们纷纷向他道贺。他嘴上说着“好啊”、“高兴啊”,但脸上却看不出半点喜色。

  执拗医生、高产律师

  张军曾有一段辉煌的过去。

  他21岁考上了山西医学院,当了21年医生,从普通医师升到院领导。他性格执拗,想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。有一次手术,因为助手缝合的样子不好看,被张军责令拆掉重新缝合。有医生劝他,技术上没问题,只是难看点。张军不依不饶,最后只能按照他的标准重新缝合。

  他想出版一本关于古代炼丹术的专着,没人支持,他就用医院的电炉和玻璃烧杯,自己研究了几个月做丹药,还因此治好了一位老领导久治不愈的皮肤病。

  年轻时的张军。王翀鹏程摄

  医院偶尔会遇到医患纠纷,不懂法的医生们上了法庭,说不出法言法语,有几次,原本是医院有理的案子也败诉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1976年前后,作为院领导的张军参加了法律函授班,三年学满,正好赶上国家恢复律师制度,他顺理成章考取了律师资格证。

  十年间,张军代理过一千多起案件。最多的时候,他一天出席三个庭审,是当地着名的高产律师。

  上世纪八十年代,是他人生的高光时期。他被调往山西省政协,先后担任调研室副主任和政法办公室主任。

  张军曾是山西省政协干部。王翀鹏程摄

  当年的工作证上,47岁的张军戴着黑色的方框眼镜,穿西装、打领带。他住在政协大院里,结交的都是各行各业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在那个人均月工资几十块钱的年代,张军代理一个一般的案子就能赚几十块钱。

  他曾在人大的年会上,以一宗案子为例直问有关单位,如果你们能给被告人定罪,还要法院干什么?还有一次,他作为律师在法庭上把检察官辩得说不出话,检察官嘟囔,你收了黑钱?这么卖力。张军当庭要和检察官对峙,让对方拿出他受贿的证据。最后还是检察长出面道歉才罢休。

  出事前三个月,张军还在省人大相关会议上抨击县法院。时任县委书记很为难,试图和他解释,被他连珠炮似的怼了回去。

  被告

  因为这张“铁嘴”,张军也跌了跟头。

  1989年,他代理了一起农村土地纠纷案,那场官司败诉了,自己也成了被告。

  土地案发生在山西省昔阳县城西部的庞家峪村。村前有一块538亩的河滩耕地,之前一直被政府占用,荒了多年。1986年,村民们自发分割了耕地,承包到户。乡政府不同意,协同晋中行署(现晋中市)两次给村里下发文件,要求村民退出抢占的耕地。村民不退地,1988年3月26日,安坪乡政府将庞家峪村委会告到了昔阳县法院。

  张军受政协领导指派,担任村委会的代理律师。1989年4月1日,土地案在昔阳县大礼堂开庭审理。

  经过审理,昔阳县法院认为,庞家峪村所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,应交由安坪乡政府管理。一审判决庞家峪村委会退还土地。庞家峪村民不服,向晋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1989年7月24日,二审法院书面审理了该案,驳回了上诉,维持原判。

  1990 年3月,昔阳县法院要执行庞家峪村土地权属纠纷案。庞家峪村的村民坚决不退地,还和昔阳县法院发生了冲突。七名村民因“拒不执行法院判决”被法院逮捕。同年6月7日,昔阳县法院决定以相同的罪名逮捕张军。

  村民被逮捕后,律师张军也因为“拒不执行判决罪”被逮捕。王翀鹏程摄

  逮捕行动并不顺利。在政协的办公室里,张军一扬手把逮捕证掀到地上,大声说:“我不接受!”办案人员只得强行给他戴上手铐,拿衣服蒙住他的头。几天之后,张军在政协的政法办公室也被查抄了,贴上了封条。

  张军在昔阳县看守所待了半年。1991年1月16日,昔阳县法院开庭审理了张军案,罪名改为“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”。

  除此之外,法院还认定了他犯受贿罪和诈骗罪。理由是他曾借打官司为由向庞家峪村索取18000元“实惠”,以及担任太原某公司法律顾问时,骗取了公司香烟、健力宝等物品自用,并报销了三张假的应酬发票。

  一审判决,对张军数罪并罚,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,退还索贿、受贿和诈骗的全部赃款。二审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

  在当年的报道中,昔日的名律师、政协干部张军是“法绳上的一条蛀虫”。“宣判时,礼堂内外掌声雷动,无不称快,张军那昔日专横、狡诈的脸吓得苍白,浑身不停地抖动着。”

  “都是假的!”即使已经过了三十年,泛黄的纸张还是被他的手指敲得哗哗响。

  张军被判刑后,多家媒体对案件进行了报道。王翀鹏程摄

  张军在阳泉市荫营煤矿监狱住了三年多,因为身患重病办理保外就医,走出监狱。他没了工作,被吊销了律师证,断了生活来源,曾一度靠着自己种菜和变卖之前收藏的书画度日。

  除了必要开销,剩下的钱都用在了申诉上。

  申诉者

  从服刑时,张军就开始申诉。现在他收集的案件材料摞得有近一人高。每份材料他都仔细看过,并用铅笔在有问题的内容旁边写上批注。

  他专门绘制了一沓图表,上面写着各级公检法单位和各级领导的名字。乍一看,像一个账本。每当在报纸上看到部门的人事调整,他就剪下来夹在表格后面。再寄申诉信时,表格上的名称就变了。

  怕申诉信寄不出去,张军自己研究出一套方法:每次寄信前,他要顺便寄两个空信封,一封寄给自己,一封寄到朋友那里。“如果两个信封都收到了,就说明那批信都寄出去了。” 张军说。截至2020年12月5日,他已经寄出了4489封信。

  这些年,张军寄出了4000多封申诉信。王翀鹏程摄

  他还开始学着使用智能手机。他注册了一个微信号,学了几个月,只学会打字和语音通话。

  庞家峪村的村民们也替张军喊冤。他们每年都为他写申诉状。张军还记得,有一年冬天,村民们冒着风雪,提着鸡蛋和苹果到他服刑的监狱探监。

  同行和朋友们也在倾尽全力帮他。

  1995年,山西省高院再审张军案。

  因为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,省高院否定了此前昔阳法院和晋中中院做出的“受贿罪”和“诈骗罪”判决,但维持了“教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罪”的量刑,给案件留了个“尾巴”。

  山西省昔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称,张军先后对庞家峪村的多名村民说:“这是土地,他们搬不走,你们要团结一致顶住不要让他们把地分了”。他还特意向村民介绍了临县一个几百名群众拿木棒、火枪暴力争地的事例,教唆村民们掌握法院的动向,收集情况,向他报告。

  省高院认为,张军身为律师,知法懂法,本应依法劝解群众执行法院判决,但他却煽动村干部动员、组织群众抗拒执行判决,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,事实存在,证据充分,构成犯罪。

  2000年前后,山西省律师协会自发成立了“张军律师维权案特别委员会”,原山西省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录林也在其中。他说,特别委员会设立了专案办公室,为张军做了大量的工作。他们写了无数份材料,邀请法律专家对张军案进行论证;山西省律协主办的《山西律师》杂志全文刊载了张军案的判决书、辩护词和专家意见。

  这期间,张军曾看到过希望。

  此后十几年,张军案又经历了多次再审和重审。2007年,昔阳县法院重审,曾指证张军教唆的村民们集体翻供,当庭表示张军从未说过“老人妇女打头阵”、“团结起来顶住执行”之类的话,之前作伪证是受了刑讯逼供。

  还有旁听席上的一个农妇,直接高声对公诉人说:“你念的证据就不是我写的,我都没见过张军。”

  申诉到底

  后来张军听说,庞家峪村那片“惹事”的河滩地,当年判给政府之后荒了12年。2002年,昔阳县政府将538亩地分给农民耕种。虽然案件并未改判,但也算结果圆满。

  但张军始终没能摆脱这条“尾巴”。

  在反反复复的希望和失望中,张军过了三十年。当年牵涉在案件中的人,大半已经不在人世。但张军还没“翻篇”。

  这些年,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有什么不同:种花、养鱼、写大字。阳台的上摆满了他栽种的盆栽,以兰花为主,也有仙人掌和不知名的小花;爬满青苔的鱼缸里,几条红色的金鱼缓慢游动;简易的桌案上摆着毛笔、笔洗和成卷的宣纸。

  但只要提起案子,他就来精神了。他能一连几天、每天滔滔不绝的讲八九个小时,肚子里的苦水似乎总也倒不干净。“我凭什么要遭受这种待遇?”张军一拍沙发,声音洪亮,瞪着眼睛。

  2月初,张军和妻子在家里整理案件材料。王翀鹏程摄

  前几年,张军生了一场严重的病,朋友们都以为他不行了。过了一个多月,他的朋友单碧君接到电话,“他说,我又活了,还没等到清白,不能死。”2月中旬,单碧君回忆。

  张军说自己变了。最近几年变得不再较真了。“比如去合唱团指导唱歌,即使成员们唱得参差不齐,我也鼓掌;孩子吸烟喝酒,说两次没效果,就不再提了。”张军说。

  但在外人看来,这样的改变并不明显。

  前几天夜里,有人向他询问一个政协委员的名字,张军想不起来。他半夜从床上爬起来,从一摞摞材料中查到了名字才接着踏实睡觉。

  2月初,张军说,如果这次再审维持原判,他还要上诉。如果所有的程序都进行过,还没能得到期盼的结果,他也能放下了。

  但过了一周,他的说法就变了,“放不下!即使平反了,想起过去的三十年,我能放下吗?我到死也放不下。”他拍着沙发,越说声音越大。背后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作品,“难得煳涂”四个毛笔字落在白色的宣纸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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