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反日”游行9年后,被“爱国”青年用U型锁砸碎的两个家庭

“反日”游行9年后,被“爱国”青年用U型锁砸碎的两个家庭

文学城·2021-04-08 05: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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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生握住李建利的右手,另一只手扶着他的肘部,把他的右臂举过头顶划圈,一下,又一下。

右臂做完,再换右腿,左臂,左腿。无法靠自身牵动的肌肉,需要依赖别人的帮助,让它保持基本的弹性和力量。

2021年3月,李建利在医院做康复治疗。摄影:罗兰

这是西安市中心医院康复中心,李建利在接受每天一次的康复治疗。这样的生活,他已经过了近9年。

2012年9月15日,在西安那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中,开着白色丰田的李建利,被务工青年蔡洋用一把U型钢锁砸穿头顶,导致严重的开放性颅脑骨折。半个多月后,蔡洋在南阳老家被警方带走,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

此后9年,两个家庭以不同的方式卷入艰辛与破碎。李建利失去了流利的行动和语言能力,绝大部分时间和妻子住在医院,只有周末才能回家。蔡洋的父母离开家乡,守林为生,几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。

时间于别人是如水淌过,到了他们这里,变成挟带着碎石和泥沙的浊流,每推进一步,都缓慢而疼痛。

今天,两个家庭破碎的回响变得微弱,却又无法抹去。

李建利躺在理疗床上,右臂上贴满连着电极的白色圆片。这是电磁疗,康复治疗的第一项。

康复中心在医院门诊部五楼,妻子王菊玲扶着李建利走进来时,不少医生、护士、保洁员都主动和他们打招呼。“住久了,都认识了”。

李建利受伤后,夫妻俩就住进了这里,每天从后院的住院部到康复中心来治疗,已经快9年了。十来天前,医院通知他们,说病房要装修,暂时不能住。王菊玲带着李建利回了家,每早从家里来医院。

李建利60岁了,花白的头发稀疏,外出时总戴一顶帽子,遮住头上那道6寸来长的伤疤。伤疤上长不出头发,洗澡时也不能触碰。大约因为左脑受伤的缘故,他的面容有一种微妙的不协调感。不说话也不笑的时候,神情有些呆滞。

在妻子的搀扶下,李建利下楼。摄于2017年。摄影:郝文辉

他走路习惯先迈右腿,着好力,左腿再跟上去。受伤后,李建利的右侧身体偏瘫,只能勉强行走。原本先迈左腿会稳当一些,但妻子说:“他老感觉害怕,老是先用那个(右腿)”。在平地上还好,遇到稍有坡度的路就容易摔跤。

除了妻子,李建利谢绝他人的搀扶,勉力维持着自尊。他从前爱说笑,多年病痛下仍然保留着几分诙谐。此时他含着笑注目给自己按摩的医生,年轻的男医生有些不好意思,笑着说:“别这么看着我”。李建利又转头说一个长期给自己治疗的女医生:“比我女子(方言,意为女儿)还亲”!

王菊玲也忍不住笑了:“你有女子么”?老两口有两个儿子,没有女儿。

李建利说话还算清晰,但只限于简短的句子。王菊玲说,当年那一砸差一点就伤到了他的语言神经,刚做完手术时,李建利不会说话,医生让他读报、说话、跟人交流,一个字一个字说。“现在可以这样说话,但中间要打绊子(方言,意为磕绊)”;“有时候跟你说话,那那那的,越急他越说不出来”。

按摩完右半侧身体,李建利自己挪到理疗床的另一边,准备按摩左侧。“你看在(理疗床)上边活动好得很,自如得很,在家起个床都难得很”,王菊玲说。

能维持今天的身体状态,是多年坚持治疗的结果。王菊玲记得,出事后不久,她带丈夫去过成都华西医院,那里的医生说:“能保持你现在的状况就已经非常好,随着年龄增大,以后的发展就是抽风、癫痫、大小便失禁”。

得益于系统的治疗、康复训练和锻炼,这些年来,李建利的身体情况尚算不错。右侧身体没有出现严重的变形、萎缩,行走的姿态也没有重度畸形。

李建利、王菊玲夫妻外出就餐。摄于2017年。摄影:郝文辉

但医生当年的预言正在渐渐开始发生,“抽过一两次风”。前些天,儿子开车带李建利夫妇到郊外扫墓、踏青,一家人聚餐。李建利高兴,喝了两瓶饮料,当场就大便失禁了。王菊玲担心,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。现在出门做康复,只要丈夫早上没有大解,她都要随身带上卫生纸、塑料袋等物品。

在医院长住的氛围也并非总是康复中心现场的温暖。王菊玲说,一开始,他们在医院住的是单人间,她可以在陪床上休息。后来医院说病人多了,加了一个人,她只能买简易折叠床,晚上支起来睡。再后来,病房里又加了人,变成了三人间,折叠床经常没地方支,王菊玲只好挤在李建利的病床上。

每逢变天,李建利的右半身就会酸痛,因为不常活动,右腋下时常会发炎、化脓。最近,医院把他常用的药膏等药品停了。王菊玲去找了院方,“人家说你别管,我给你联系,到现在也没有”。

李建利在医院。摄于2017年。摄影:郝文辉

“(医院)就是想让我们走”,王菊玲觉得。

“欠了医院158万”,理疗床上的李建利说。

王菊玲说,前段时间,中心医院以欠款为由把他们告上了法院。接到调解电话后,王菊玲去找了政法委,之后事情不了了之。

王菊玲希望,有关方面除了承担医疗费,还能赔付一笔“够他(李建利)这一生用”的钱。“再过几年得请人护理了,我都护理不了,没那个力气了”;“像他这个(情况),一天没有150到170(的护理费)人家不来。我们这日常开销,还有日常看病,说我要得多,你们可以算”。当年得到的那笔52万元的赔付款,难以支撑起李建利的漫长余生。

李建利做完了理疗,从床上坐起来,一屋子的人看着他慢慢伸脚,穿鞋。“我穿的是耐克,耐克品牌,中国制造”,顿了顿,他接着说:“理性爱国”!

从中心医院回李建利家,有八九站的路程,需要转一趟公交车。

上车对于李建利来说是麻烦事。车门狭窄,王菊玲没办法扶他,他只能用左臂抓住栏杆,一点点往上挣。通常是王菊玲先上车,看着丈夫进入车厢后就赶快去占座位,等丈夫挪过来坐下,她再去刷卡。

过马路牙子上下坎是另一重困难,稍有不慎会出意外。前几天,老两口在家附近下了车,因为当天家里要来客人,王菊玲急着去买菜,嘱咐李建利自己慢慢走回家。刚买好菜就接到丈夫的电话,说自己摔倒了。“吓得我把菜一扔赶快去,旁边站了三个人,我说这里有人你为啥不叫?他说人家刚才不扶我”。李建利记得,当时他向身旁的两个女子求助,年轻的那个想扶他,被年老的阻止了,“她说不能扶,打120”。

王菊玲一个人扶不起丈夫,她请旁边的一个男子帮忙,两人一起把李建利扶了起来。之前,李建利在家里摔倒,王菊玲只能把他拖到柜子旁边,让他顶着柜子借力,自己同时用劲往上抱,才能让李建利站起来。

这次在外面摔倒后,王菊玲就再也不敢让李建利独自在外行走了。碰到下雨天,只能呆着家里,当天的康复治疗就做不了。

2012年,被“爱国”同胞砸的那辆丰田车。摄影:郝文辉

路上驶过一辆漂亮的蓝色小车,王菊玲问丈夫:“这车多少钱”?

李建利看了看:“20多万吧”。

王菊玲咂舌:“这么贵,我还想着10来万,那咱也买一辆”。

李建利夫妇年轻时都开过出租车。王菊玲至今保留着上世纪90年代当司机时的一张照片,年轻的她剪着利落的短发,坐在“星光汽车队”出租车的驾驶座上,脸庞靓丽,眼睛明亮,“那时候上座率高得很”。她回忆起来,神情疲惫的脸上有了光。

后来他们做起了二手车生意,置下了车、房,儿子也准备结婚了。出事那天,他们本是开车带着儿子和准儿媳去看装修新房的材料的。

那辆白色丰田后来给了儿子,两个和车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再也不愿意碰车了。

家在六楼,到了门口,李建利伸出左手验指纹。为了方便他,家里特地换了指纹锁。他的右手手指紧紧蜷缩在一起,无法伸张。

客厅光线不够充足,暗红色沙发和墙上的挂钟都有了年头,角落里堆放着成箱的康复用具。一个小小的玩具帐篷立在窗边,是为孙子孙女来玩准备的。

几年前王菊玲接受采访,曾说“唯一能让人高兴一点的事情就是每个礼拜能见见孙子”,李建利也同样如此。但近来孙子孙女大了,周末都被课外辅导班填满,他很少能见到孩子们。

回到家的李建利很少说话,即使妻子提醒他和来访者聊聊天,他也不愿意开口,只专注地刷着手机。“看抖音上的康复视频”,能做的就跟着做一做。他还喜欢刷网络挣积分,换礼品,“就是小东西,洗发精,洗衣液,卫生纸,成箱成箱给你买”,这是他唯一能帮妻子分担的家事。

多年操劳下来,王菊玲有了心脏病、高血压,还有了抑郁的苗头。本地媒体人江雪一直和老两口保持着联系,前段时间她给王菊玲打电话聊了聊,感觉王菊玲“说话比过去更急切了”。王菊玲去看医生,“医生说你有没有急躁?我说有,急得想杀人,也不由自己,什么不顺心,马上火就上来了”。

2010年,夫妻二人在香港旅游。

回到家,王菊玲的情绪慢慢平复了些,取出旧照片给来访者看。出事前夫妻俩喜欢旅游,香港、澳门、桂林、成都、海南都去过,还说好以后出国玩。受伤后只能呆在医院,“今天这个走了,明天那个不行了,心情能好吗”。

2019年,为了圆李建利的出国梦,也为了让王菊玲散散心,老两口和王菊玲的同事们一起,报团去了趟泰国。

2019年,老两口在泰国旅游。

回忆起三年前的这趟旅行,王菊玲至今还神采飞扬。她说两个导游特别好,一路照顾李建利:“出海时船员不让我们上船,说他(李建利)这样子不行,导游说有事我负责,叫四个船员抬着他(上船)。”

他们在沙滩上散步,李建利走不稳,右脚外翻得厉害,“我说要不然你歇会儿?他说没事儿没事儿,咬着牙走”,“回来后高兴得啊”。

王菊玲把旅游的照片和视频发到朋友圈,“好多人点赞,跟我说要加油”,她“感动得很”,也“难受得很”。

这难得的奢侈,本该是他们的日常生活。

杨水兰说不出自己所在的具体位置,只知道是在河南信阳市息县,离老家有近三百公里。

儿子蔡洋被警察带走后几年,杨水兰和丈夫蔡作林离开家乡南阳市张庄,到120公里外的淅川给人看林为生。后来又迁到现在所在的地方,还是看林子。

蔡洋父母。摄于2017年。摄影:郝文辉

杨水兰66岁了,蔡作林71岁,“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”。蔡作林的腿从前受过伤,右腿膝盖处骨质增生,随年龄增长越来越严重,现在经常疼,走路也一瘸一拐的。他有新农合的医保,但在异地用麻烦,也“怕花钱”,就自己到小药店买点常用药。

但他还得坚持着。除了看护树林,他们还得在林地边沿种玉米、蔬菜,老两口的口粮大半由此而来。不足的,得走上半小时去最近的商店买,至于肉,只有孩子们偶尔来探望时给他们带一点。

这几年杨水兰的心脏不好,感觉不舒服时就吃点药。药多是让女儿帮忙在网上买,“网上便宜”。医生让她不要生气,她做不到,“生气的事情多得很,家庭的事,心情就是烦躁,也说不上来(为什么)”。

蔡洋父母在淅川某林场打工时。摄于2017年。摄影:郝文辉

住的是原先的看林人留下的瓦房,漏雨,“一下大雨就害怕”。蔡作林和杨水兰在天花板下钉了篷布,雨不大时能兜住水,但还是担心,“怕瓦房塌了”。跟老板提过想让把房子修一修,“说了也白说”。雨实在大了,他们就想办法到附近认识的人家里借住两天。杨水兰说:“我们在这儿时间也长了,都认识,也有好人”。

看了三四年林子,说好每月一千多元,一年一结,这是老两口唯一的经济来源。结果只有第一年给了,后来“树卖不出去就发不下来(工资)”。但两人还是选择在这里守着,“老了,别的活也干不动了”;“到时候他总要给,我想他不会不给我的”。

蔡洋还没有出狱,当年的灾难已经过去了9年。

它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两个家庭,也许永远也无法散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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